正文後記聰明才智之士，勇武有力之人，極大多數(shù)是積極進取的。


    道德標準把他們劃分為兩類：努力目標是為大多數(shù)人謀福利的，是好人；隻著眼於自己的權(quán)力名位、物質(zhì)欲望，而損害旁人的，是壞人。


    好人或壞人的大小，以其嘉惠或損害的人數(shù)和程度而定。


    政治上大多數(shù)時期中是壞人當權(quán)，於是不斷有人想取而代之；有人想進行改革；另有一種人對改革不存希望，也不想和當權(quán)派同流合汙，他們的抉擇是退出鬥爭漩渦，獨善其身。


    所以一向有當權(quán)派、造反派、改革派，以及隱士。


    中國的傳統(tǒng)觀念，是鼓勵人“學而優(yōu)則仕”，學孔子那樣“知其不可而為之”，但對隱士也有極高的評價，認為他們清高。


    隱士對社會並無積極貢獻，然而他們的行為和爭權(quán)奪利之徒截然不同，提供了另一種範例。


    中國人在道德上對人要求很寬，隻消不是損害旁人，就算是好人了。


    《論語》記載了許多隱者，晨門、楚狂接輿、長沮、桀溺、荷丈人、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等等，孔子對他們都很尊敬，雖然，並不同意他們的作風。


    孔子對隱者分為三類：像伯夷、叔齊那樣，不放棄自己意誌，不犧牲自己尊嚴（“不降其誌，不辱其身”）；像柳下惠、少連那樣，意誌和尊嚴有所犧牲，但言行合情合理（“降誌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像虞仲、夷逸那樣，則是逃世隱居，放肆直言，不做壞事，不參與政治（“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quán)”）。


    孔子對他們評價都很好，顯然認為隱者也有積極的一麵。


    參與政治活動，意誌和尊嚴不得不有所舍棄，那是無可奈何的。


    柳下惠做法官，曾被三次罷官，人家勸他出國。


    柳下惠堅持正義，迴答說：“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論語》）。


    關(guān)鍵是在“事人”。


    為了大眾利益而從政，非事人不可；堅持原則而為公眾服務(wù)，不以功名富貴為念，雖然不得不聽從上級命令，但也可以說是“隱士”——至於一般意義的隱士，基本要求是求個性的解放自由而不必事人。


    我寫武俠小說是想寫人性，就像大多數(shù)小說一樣。


    這部小說通過書中一些人物，企圖刻劃中國三千多年來政治生活中的若幹普遍現(xiàn)象。


    影射性的小說並無多大意義，政治情況很快就會改變，隻有刻劃人性，才有較長期的價值。


    不顧一切的奪取權(quán)力，是古今中外政治生活的基本情況，過去幾千年是這樣，今後幾千年恐怕仍會是這樣。


    任我行、東方不敗、嶽不群、左冷禪這些人，在我設(shè)想時主要不是武林高手，而是政治人物。


    林平之、向問天、方證大師、衝慮道人、定閑師太、莫大先生、餘滄海等人也是政治人物。


    這種形形色色的人物，每一個朝代中都有，大概在別的國家中也都有。


    “千秋萬載，一統(tǒng)江湖”的口號，在六十年代時就寫在書中了。


    任我行因掌握大權(quán)而腐化，那是人性的普遍現(xiàn)象。


    這些都不是書成後的增添或改作。


    《笑傲江湖》在《明報》連載之時，西貢的中文報、越文報和法文報有二十一家同時連載。


    南越國會中辯論之時，常有議員指責對方是“嶽不群”（偽君子）或“左冷禪”（企圖建立霸權(quán)者）。


    大概由於當時南越政局動蕩，一般人對政治鬥爭特別感到興趣。


    令狐衝是天生的“隱士”，對權(quán)力沒有興趣。


    盈盈也是“隱士”，她對江湖豪士有生殺大權(quán)，卻寧可在洛陽隱居陋巷，琴簫自娛。


    她生命中隻重視個人的自由，個性的舒展。


    惟一重要的隻是愛情。


    這個姑娘非常怕羞靦腆，但在愛情中，她是主動者。


    令狐衝當情意緊纏在嶽靈珊身上之時，是不得自由的。


    隻有到了青紗帳外的大路上，他和盈盈同處大車之中，對嶽靈珊的癡情終於消失了，他才得到心靈上的解脫。


    本書結(jié)束時，盈盈伸手扣住令狐衝的手腕，歎道：“想不到我任盈盈竟也終身和一隻大馬猴鎖在一起，再也不分開了。”


    盈盈的愛情得到圓滿，她是心滿意足的，令狐衝的自由卻又被鎖住了。


    或許，隻有在儀琳的片麵愛情之中，他的個性才極少受到拘束。


    人生在世，充分圓滿的自由根本是不能的。


    解脫一切欲望而得以大徹大悟，不是常人之所能。


    那些熱衷於權(quán)力的人，受到心中權(quán)力欲的驅(qū)策，身不由己，去做許許多多違背自己良心的事，其實都是很可憐的。


    在中國的傳統(tǒng)藝術(shù)中，不論詩詞、散文、戲曲、繪畫，追求個性解放向來是最突出的主題。


    時代越動亂，人民生活越痛苦，這主題越是突出。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要退隱也不是容易的事。


    劉正風追求藝術(shù)上的自由，重視莫逆於心的友誼，想金盆洗手；梅莊四友盼望在孤山隱姓埋名，享受琴棋書畫的樂趣；他們都無法做到，卒以身殉，因為權(quán)力鬥爭不容許。


    對於郭靖那樣舍身赴難，知其不可而為之的大俠，在道德上當有更大的肯定。


    令狐衝不是大俠，是陶潛那樣追求自由和個性解放的隱士。


    風清揚是心灰意懶、慚愧懊喪而退隱。


    令狐衝卻是天生的不受羈勒。


    在黑木崖上，不論是楊蓮亭或任我行掌握大權(quán)，旁人隨便笑一笑都會引來殺身之禍，傲慢更加不可。


    “笑傲江湖”的自由自在，是令狐衝這類人物所追求的目標。


    因為想寫的是一些普遍性格，是生活中的常見現(xiàn)象，所以本書沒有曆史背景，這表示，類似的情景可以發(fā)生在任何朝代。


    一九八○·五·已結(jié)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