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陸繹的整頓下，宮禁確實比之前嚴格多了，所以雖然有給事中彈劾陸繹挾私報複，但是朱載坖並沒有多在意。
而從南京發來的一份奏疏還是引起了朱載坖的注意，這是督師南京大學士張居正和南直隸巡撫楊繼盛聯名發來的奏疏，主要是向朱載坖匯報在蘇鬆實行考選小吏的情況。
在張居正、楊繼盛的主持下，蘇鬆兩地的府縣衙門從秀才中考選小吏，試行一年之後，張居正、楊繼盛認為這些考選的小吏足夠勝任衙門中的各種事務，請求朱載坖推廣這種製度。
當然，張居正和楊繼盛也提出這種製度的不足之處，其一是現在大明的小吏是不允許參加科舉的，這使得參加吏員考選的秀才多是久試不第的秀才，年齡都偏大，不利於州縣衙門的運作，針對這個情況，張居正和楊繼盛建議，效法宋代的鎖院試製度，允許這些有功名的吏員繼續參加科舉。
其二就是現在吏員的上升渠道實在是非常有限，吏員幾乎是無法等到晉升，甚至遷轉為官，在這種情況下，吏員很容易就會腐敗，謀取錢財，所以張居正等人認為，應當遵循唐宋之意，允許吏員積勞成考，考滿入流，由吏員升遷為官，打通吏員的晉升渠道。
對於他們兩人的奏疏，朱載坖沒有第一時間禦批，而是先下內閣，令內閣諸位閣老商量之後，報朱載坖，然後再作決斷。
對於張居正和楊繼盛的奏疏，內閣的分歧是相當之大的，李春芳、陳以勤是堅決反對的，他們認為雖然朝廷講求三途並進，但是吏員升遷為官，應當是特例而非製度，如果吏員們經過考課，可以順利升遷為官的話，那舉人、進士們皓首窮經，豈不是成了一個笑話。
在李春芳他們的眼中，吏員始終是卑賤的行業，李春芳說道：“宋史曾言，吏人皆士大夫子弟不能自立者， 忍恥為之。”
言下之意就是吏員出身卑賤，當他們升遷為官，有失朝廷體統。
而高拱、郭樸則認為吏員循例升遷，符合三途並進之策，而且根據唐宋的規矩，吏員要想遷轉為官，需要嚴格的考核和漫長的時間，以唐代為例，吏員正常是八考入流，甚至有些時候是十考入流。
也就是說，最少需要八年，吏員才能升遷為官，而且時間並不是唯一的要求，按照唐代的規定，八考六上，才能升遷為官，從流外升入流內，也就是說在八年的考績中要有六年達到上等才能升遷，同時在這八年之中，不能有下等考績，隻要有就不能升遷，僅僅勞數夠，勞績不足，還是不能入流。
而且即便是升遷，擔任的官職也是很低的，唐代吏員入流敘官為本司主事及上縣尉，大明應該也是如此，吏員升遷也就是九品或者八品，基本上就是擔任巡檢、主簿等州縣的佐貳官，而進士出身就是七品，這是吏員出身遠遠不能及的，所以高拱等人認為張居正的辦法可以施行。
高拱和李春芳互不相讓，內閣不能達成一致，也隻能將內閣的意見如實陳述，於是朱載坖將張居正的奏疏下部議，交吏部商議此事。
吏部尚書楊博收到奏疏之後，也是大為震驚，雖然之前張居正等人在蘇鬆試行考選吏員，但是沒有想到他們玩的這麼大，要打通吏員的升遷渠道。
楊博沒有立即上疏或者召集吏部官員商議此事，而是首先查看了大明吏員的考核、升遷方式，大明一樣對吏員有考核，大明吏員的服役期限遵循三年一考，六年兩考，九年三考的製度。
對於大明的吏員來說，九年三考試極為重要的，吏員三考期滿後，要參加由吏部堂上官主持的考試， 即京考。京考就決定了這些吏員能否遷轉為官。
朝廷對於京考也是十分重視，京考由吏部通引於內府，會同六部、都察院、翰林院堂上官出題，南北類試。錦衣衛堂上官、監察禦史、六科給事中監試。考其義理粗曉、行移得當、書劄不謬者授以職事，考不中者罷歸為民。
後來隨著科舉被視為正途，朝廷對於吏員就更加的不重視了，京考流於形式，即便是通過京考，也不能任職，吏員出身，沉淪下僚已經是常態了。
成化時的大學士丘浚曾經說過：“吏員資格，其崇者止於七品，用之為佐貳、幕職、監當、筦庫之職。非有保薦者，不得為州郡正員。”
吏員出身在大明官場所受的歧視，可見一斑，連楊博這個吏部尚書都不記得還有京考這件事情，可想而知現在大明，吏員們是個什麼處境。
大明儒吏兩分，吏員仕途難以通顯，一般隻能充任下級官員，像禦史這些很容易遷轉的職務，基本上都被科舉出身的官員所壟斷了。
之前的左都禦史周延就曾經說過：“古者用人，雖不專一途，然禦史朝廷耳目之寄，須用有學術、識達治體者，安可用吏？刀筆吏知利不知義，知刻薄不知大體，用此徒任風紀，隻使人輕視朝廷。”
除了禦史這樣的清貴職務之外，對於吏員出身的上限，也有了潛規則，吏員出身者不得任知府基本成為大明官場的潛規則，大多數吏員考滿隻能擔任八品以下的佐雜官，他們除非有特別突出的貢獻與大的成就，不得遷擢，上升空間小，很難做到高官。
像大明初年況鍾以小吏出身，還能夠升任蘇州知府這樣的要職，在現在顯然是不可能的了。
楊博將這些情況匯總之後，上奏朱載坖。朱載坖在收到了這些資料之後，本來準備立即召集重臣們商量此事，但是在京的官員們顯然已經聽到了風聲，開始向朱載坖上疏陳述此事。
官員們普遍認為這些吏員道德水準堪憂，讓他們為官會影響朝廷的臉麵，所以希望朱載坖不要改動祖宗成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