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六十二章


    1966年5月7日


    上海


    時間已經是下半夜了，鍾立元躺在床上翻來覆去睡不著，折騰得老婆都醒了，不滿地踹了他一腳。


    他索性起身，披上棉襖，趿拉著鞋子坐到外屋抽悶煙，曆史的一幕幕閃現在腦海裏。


    他原名陳同甫，是1938年參加軍統舉辦的“中央警官學校特種警察人員訓練班”的，這個班後來有了一個更被人熟知的名字：軍統臨澧訓練班，堪稱軍統的“黃埔軍校”，它的班歌後麵甚至成為了軍統局的局歌。因為外表孔武有力，入了行就幹行動。訓練班結業後，先被分配到“忠義救國軍”蘇浙別動隊，在日本人的後方搞刺殺、爆破等活動，抗戰勝利後軍統局縮編，他因為有軍功被留用了。48年又被保密局分派到淞滬警備司令部第二處，那兩年是他一生裏最得意的時候，追捕地下黨、破壞學聯、暗殺民主人士屢屢得手，職位也升為了少校組長。保密局裏不僅“江山幫”、“廣東幫”、“湖南幫”派係鬥爭激烈，還存在著不成文的鄙視鏈：搞情報的瞧不起搞技術的；搞技術的瞧不起搞總務的；搞總務的瞧不起搞外勤的。其實，並不是搞行動的不能幹，相反在抗戰期間，軍統行動力量懲治漢奸、刺殺日偽頭目、組織敵後遊擊隊都還做的有聲有色，讓軍統名聲大噪；抗戰勝利後，在破獲地下黨組織、監視民主人士上也不遺餘力；隻是從中國人的傳統觀念來說，謀略勝於武力，動腦強於動手，隻有沒有辦法了，才采取肉體消滅。因此，行動隊員總給人四肢發達頭腦簡單的印象。像他這樣沒根基、沒靠山的，又處於鄙視鏈末端的，隻能靠拚死賣力，手上沾上更多的鮮血，才能換來晉升。


    可好景不長，“三大戰役”之後，國民黨兵敗如山倒，高官顯貴們先是撤往廣東和西南，隨後又逃到臺灣，大廈將傾，小人物們如鳥獸散。為了顛覆新政權，保密局和國民黨的其他特務係統都製定了規模很大的潛伏計劃。保密局的潛伏特務大致可分兩類：一類是有建製、成組織的特務小組，人員成分較複雜，以直接從事破壞活動為主；另一類是單線聯係的資深特工，往往具備很好的隱蔽身份，級別更高，能力更強，更難以發現，著眼於長期潛伏，企圖隱匿在新政權中，起到更大的作用。陳同甫就屬於這後一類，為此，他還專門接受了收發報、化妝、密寫、爆破、反跟蹤等特工技能的培訓，並化名鍾立元，作為潛伏在大上海的“全能型”諜報員，被保密局寄予厚望，輕易不動用。


    原曾想熬個幾年，就能由地下浮出地上，晉銜授勳，出人頭地，可沒想到這一潛伏就是十多年。上海剛解放的頭兩年，他偶爾還會接到上峰的指令，隨著鎮壓反革命運動的深入，對他而言，環境變得風聲鶴唳，他也就進入了蟄伏期。


    尤其是時任上海市副市長潘漢年和上海市公安局局長楊帆，針對上海鬥爭環境複雜，潛伏特務眾多的特點，采取了大膽逆用的鬥爭策略，起用了胡均鶴為上海市公安局“情報委員會”主任，協助清查各類潛伏及隱匿身份的敵特分子。要說這個胡均鶴也是個人物，他1925年就加入中國共產黨，入黨介紹人為瞿秋白的弟弟瞿景白和李強，妻子是趙尚誌烈士的妹妹趙尚蕓，還曾任過共青團中央書記。1932年在上海被“中統”逮捕後叛變投敵，任“中統”蘇滬區副區長兼情報股長。1939年又被汪偽特工逮捕，投靠汪偽政權，先後任汪偽特工總部南京區副區長、二處處長、副廳長兼江蘇實驗區區長。上海解放之前，胡均鶴又利用其身份重新為黨工作，作出過一些貢獻。


    解放初，胡均鶴為主任的市公安局“情報委員會”，匯集了一大幫曾在國民黨“中統”、“軍統”和汪偽特工總部“76號”幹過，後向人民政府投誠自首的特務骨幹。這些前“軍統”、“中統”特務中高層投誠後，立功心切，充分發揮他們情況熟悉的長處，對待以前的部下們毫不手軟，搜集整理了1000多條線索，先後協助公安機關抓捕了400多國民黨各個係統的特務，繳獲電臺100多臺，對國民黨留下的潛伏特務造成了毀滅性的打擊。殘餘的潛伏特務如驚弓之鳥，要麼停止活動，要麼向政府自首，喪失有組織的活動能力，除了個別像鍾立元這樣隱藏較深、單線聯係的潛伏特務之外。


    當初保密局在布置潛伏計劃時也是煞費苦心，為他準備了一套完整的履曆材料，安插進上海閘北水廠。閘北水廠是上海曆史悠久的自來水廠，民國初年即已建廠，主要供應楊浦、虹口、寶山等地近百萬人口的生活用水和工業用水，最關鍵的是保密局在此安插暗樁的罪惡企圖：一聲令下，即可大規模投毒！


    鍾立元憑借有些文化，又頭腦靈活，手腳勤快，很快成為廠裏的技工骨幹。這些年他過得提心吊膽、處處小心，好在臺灣方麵一直沒有聯絡啟用他，他的生活也就慢慢安定起來，還娶了本廠的女工孫建紅為妻，生了兒子。


    時間過得很快，一晃明年春季兒子就要上小學了。那時國營工廠工人地位高，他們一家三口住著廠裏分的房子，工資雖不高但收入穩定，廠裏福利也不錯，兩人又沒有其他拖累，小日子過得挺滋潤。時間一長，看到新政權日益穩固，國家發展越發昌盛，他心裏明白，被趕到小島上的國民黨是絕對迴不來了。偶爾迴想起以前的經曆，恍如隔世。這些年，他對臺灣方麵的情況幾乎一無所知，連當年的老東家改名重組也都不了解，他覺得也許保密局已經放棄當年的這批潛伏人員了，隻要沒人發現，就這樣平平淡淡地過一生，也是不錯的選擇。


    直到兩個多月前，他從廠傳達室收到一封發自廣東的信件，他腦子裏那根弦才重新被繃緊。


    信是用以前工友的口吻寫的，內容很平常，無非是問候、憶舊、彼此安好之類。當他用藥水塗在信紙的背麵，看到了給他的指示：“四月十一日上午到上海靜安賓館找香港來的王乾德先生取藥，盒內有指示。”


    他頓時明白，該來的還是來了，他被喚醒了，平靜的生活結束了。


    他按照指示準時到了靜安賓館，這裏是專門接待外賓的高級賓館。通過前臺，給王先生房間打了電話。很快，一個自稱是王先生助理的年輕人來到賓館大堂，交給他一盒用於治療糖尿病的針劑，隻簡單地說是香港的親戚托王先生帶來轉交的。


    他迴到家裏，仔細檢查了針劑包裝盒，揭開裏麵的襯紙，塗上顯影藥水，上峰的詳細指示赫然在目：左數第三支針劑係毒素，迅速去江蘇大豐上海農場除掉黃非。說明書上還有毒素的使用說明和對黃非外貌、年齡的簡單介紹。


    看著上峰時隔十多年後發來的命令，他內心是抵觸的。穩定的工作、融洽的同事、美滿的家庭幾乎讓他已經忘記了自己的身份。接受任務，意味著踏入險境；可如拒絕執行任務，則意味著上峰的製裁，成為下一個黃非；上峰甚至都不用派人來執行製裁紀律，隻需把他的檔案交給公安局，以他曾經犯下的血債，就足以夠得上死刑。


    他沒有選擇的餘地，隻能硬著頭皮去執行。這時，他突然想起一個人來。


    一年多前，他在街上碰到了一張熟悉的麵孔，他曾經的訓練班同窗韓家鴻，現在的名字叫肖重陽。酒桌上一番攀談，他敏感地意識到韓家鴻極有可能與他一樣，是當年潛伏下來的特工，中醫師也隻是他的掩護身份。他含糊其辭地介紹自己在機械廠搞後勤工作，但從韓家鴻的表情來看，很可能他同樣意識到自己是同類人。鬱於紀律，也出於防備，兩人心照不宣，都沒有深入打聽。


    鍾立元心裏一亮，專門到診所找到韓家鴻，想讓他去一趟大豐，給他的朋友黃非送點東西，這樣既能避免自己以身犯險，又能減少自己暴露的可能，即便事情敗露，韓家鴻被捕招供，也未必能找到他。沒想到韓家鴻根本不念舊誼一口拒絕。


    無奈，他隻能自己隻身前往農場，好在順利找到了黃非，並完成了任務。隻是在農場的訪客登記簿上，他假托了肖重陽的身份。


    從大豐迴來後，他左思右想，心緒不寧。他不知道那支毒素是什麼，也不知道黃非是什麼人，總覺得紙包不住火，如果黃非是個重要人物，一旦黃非突然死亡，公安局肯定立案調查，一來二去很快就會追查到肖重陽身上。他非常後悔那天跟韓家鴻喝那頓酒，後悔提出讓他去大豐，更後悔曾對他說出過自己現在叫鍾立元。為了自身的安全，他決定幹脆除掉現在叫肖重陽的韓家鴻，這樣不僅肖重陽就背鍋成了殺害黃非的兇手，而且調查的線索中斷，他的安全就能得到最大的保障。


    他悄悄在馬路對麵的小商店監視著診所，想弄清楚韓家鴻晚上住在什麼地方，以便晚上潛入住處下手，可萬沒想到韓家鴻恰巧來小商店買東西，把他堵個正著，讓他十分尷尬，隨便找了個借口匆匆脫身。


    那天下午，他換了個監視地點，卻正看到公安局來人封了診所進行搜查。雖然沒看到肖重陽被抓，他仍大驚失色，知道黃非之死已經驚動了公安局，並已追蹤到肖重陽，隻得匆匆離開了現場。


    兩天來，他一直處於驚惶之中，心裏反複盤算著應對辦法。他知道一旦韓家鴻被捕，就會供出與他見麵時說過的話，公安局費點周折不難找到他。可是能怎麼辦呢？越境跑到香港或臺灣吧，自己連邊境通行證都沒有，別說越境，隻怕是還沒到邊境地區就被抓了；化裝出逃吧，又能逃到哪裏去？自己原來的親戚朋友家肯定不行，自己手上又沒有多少錢，頂多夠支撐兩個月；大陸現在是“全民皆兵”，可疑人物都逃不過人民群眾雪亮的眼睛。按診所被搜查的時間計算，公安局很有可能這幾天就一定會找上門。


    這時，這個曾經的軍統行動高手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蒼涼無力心境，他的上級根本沒有考慮到執行任務的風險，根本就沒有安排他的撤退途徑，隻是利用他完成任務後，便不聞不問，任其生死。


    昨天他曾抱著一線希望打通了靜安賓館的電話，希冀那個帶來毒劑的王先生還在，能想辦法把他帶走，可是賓館前臺告訴他，王先生在半個月以前就已經退房走了。


    他也曾想過橫下一條心，在水廠投毒，在被捕前再製造出更大的事件，跟共產黨鬥個魚死網破，可臺灣方麵的冷酷做法讓他徹底寒了心，也就打消了念頭。


    他慢慢踱著步，從門縫裏看著熟睡的妻兒，想著自己對無辜的妻子和兒子所造成的影響，心如刀絞；可轉念一想，他剛親手毒殺了黃非，加上解放前在警備司令部二處欠下的血債，包括暗殺一位民主人士和在追捕中直接槍殺一名地下黨員，一旦被公安抓獲，必死無疑。最終，他下了決心，走一步看一步，決不能坐以待斃。


    他掩好裏屋的門，拉亮外屋的燈，伏在方桌給妻子寫了一封簡短的告別信，囑咐她，在他出事後盡早改嫁，重新開始新的生活，孩子也可以改姓，想了想，又把最後這句話塗黑了。寫完後，找了個信封裝好，輕輕壓在座鍾下。


    他穿戴整齊，翻出個旅行包，撿了幾件換洗衣服，找出兩盒一直沒舍得抽的過濾嘴香煙扔進包裏，又從抽屜裏翻出家裏的存折及所有的現金和糧票揣進兜，猶豫了一下，又把存折放了迴去。最後環視了一下自己的家，關好門，悄無聲息沒入黑夜中。


    在天快亮的時候，孫建紅被敲門聲驚醒，迷迷糊糊問道：“誰呀？”


    “我，老鍾開開門，廠裏有急事。”水廠保衛科長的聲音。


    孫建紅迷惑地看看身邊空了一半的床，起身趿拉著拖鞋來開門：“來了。”


    一群身穿藍色製服的警察蜂擁而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