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姐姐此行的主要目標是我們的二大爺。並不是她對二大爺的印象有了什麼改善，而是因為第一次她迴來時，聽人大約地說，大爺曾經給二大爺來過幾封信，至少有三封。那時大爺並不知道二大爺的死訊，所以他的那幾封信不知落到了哪位親戚手裏。那時的農村識斷字的人少得可憐，要跑老遠到縣上花錢請人看。既然看一封信如此麻煩，替二大爺收下信的親戚就未必肯花上那工夫跑那麼老遠的路。就是肯花那工夫，恐怕那錢也不是肯隨便花的。以這至少三封信的內容一點沒有在南於透露看，這些信沒拆或拆了沒人看的可能性比較大。


    據南於的老人們迴憶，剛解放那陣，政府派人來莊上訪聽過二大爺的事情，並收走了跟他有關的幾樣東西。那時莊裏有那腦子好使的人就猜測：秋收那狗日的肯定犯下過什麼衝撞政府的大事了，要不，怎麼會專門來人訪聽他這麼一個死了多年的土匪？


    我姐姐有點不好意思地對剛組建不久的縣史辦的人提起我們二大爺的大名——於有慶時，臉上有點發燒，他畢竟是個土匪，當土匪的侄女的滋味兒畢竟不太好受。於有慶？縣史辦的人凝神想了一會兒，突然提高了聲音問：你是於有慶的什麼人？


    我是他侄女。我姐姐更加不好意思，臉也更加地紅了。啊！縣史辦的人一聲驚歎，說出了一句令我妲姐目瞪口呆的話來。他說，啊！於有慶！那可是個了不起的人！


    我姐姐的臉更紅了，她認為縣史辦的這個人反話正說，非常刻薄，並且還說得如此地一本正經。我的姐姐不光有些臉紅了，還有些氣憤了。


    那人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鏡，一副書呆子相，很認真甚至有點崇敬地望著我姐姐。


    我姐姐簡直給搞糊塗了：怎麼迴事？怎麼冋事兒？


    這麼迴事兒。


    1942年2月，也就是說，在我大爺帶著我父親離開家鄉的兩個多月後，與駐紮在縣城裏的日本人一直相安無事的葦子湖裏的土匪，突然扯起了抗日救國的大旗。他們沒有組織沒有指揮地幹些隨心所欲的抗日的事情，今天挖日本人的公路，明天搶日本人的糧食，後天燒日本人的倉庫，都是些跟日本人不打照麵的事情。而且他們十起這些事來輕車熟路，來得快，跑得也快。


    二大爺是在一次燒日本人的馬賊時被逮住的。那次，二大爺他們採錯了鬼子半夜起來喂馬的鍾點，點火的時候，讓鬼子逮了個正著。那次有七個人沒跑掉，其他六人長相粗魯一臉的歹相像個正兒八經的土匪，惟有二大爺的眉清目秀引起了鬼子的懷疑。


    從葦子湖裏的土匪扯起了抗日救國的大旗，日本人就懷疑是**人做的手腳。若不，憑著這樣一群沒有良知不懂好壞無惡不作的歹人，怎麼會突然有了抗日救國的好思想呢？二大爺的酷似讀書人的眉清目秀的長相更令日本人警覺，他們以為這次擒賊擒住了王，就格外地對我二大爺施以酷刑。


    想不到的是，我的二大爺在日本人麵前的表現竟活脫脫的是條中國的漢子。他先是一聲不吭，痛急了就罵，破口大罵，像那種意誌堅強的用特殊材料製成的人。見此，日本人更加自信他們的判斷，更加不擇手段地酷刑我的二大爺。慘痛中，二大爺又更加瘋狂地破口大罵。據說，那不絕於耳的大罵聲從早晨一直持續到中午。那氣壯山河的聲音，令半個縣城的中國人心中羞愧難當、巨感交集。


    這些平日裏專幹雞鳴狗盜勾當的土匪突然有了舍生取義的豪舉，搞得日本人挺頭疼，挺窩火的，也讓南於一帶的老百姓吃驚不小。


    縣誌記載，我的二大爺最後死於日本戰馬的鐵蹄下。萬惡的口本人，將奄奄一息的二大爺扔進沒點著的馬廄，讓高大的東洋戰馬將他活活地踐踏而死！


    縣誌在有關我二大爺事跡的最後一欄，鄭重其事地寫道：抗口誌士於有慶永垂史冊！


    我姐姐提出要看看二大爺的墳墓。她以為永垂史冊的抗日誌士的忠骨一定會受到善待，得到保護。想不到這樣一個簡單的問題卻讓縣史辦的人麵麵相覷。戴眼鏡的書呆子竟說，我們隻搞字工作，負責收集編撰有關的史料，這是意識形態上的，至於其他我們可管不了。我姐姐問：按照你的劃分，這類屬於經濟基礎範疇中的工作應該屬於哪個部門管？戴眼鏡的書呆子很認真地想了想，很認真地迴答說，大概，大概，大概應該屬於民政部門吧？


    我姐姐找到民政局，民政局優撫科的人查了大半天，竟沒找到於有慶的名字。也就是說，本縣的各個革命曆史時期的應該優撫的烈士中，根本就沒冇於有慶這個人！


    我姐姐畢竟年輕，沒有處理這類事情的經驗，她有點沉不住氣，用質問的口吻問人家：你們不是說他是抗日誌士嗎？不是說他永垂史冊嗎？他連你們縣民政局的這種小冊子都進不去，他怎麼永垂史冊？


    優撫科的人很反感我姐姐質問的口吻，連同她那字正腔圓的純正的普通話。人家收起了開始時的熱情，公事公辦地反問道：誰承認他是抗日誌士了？誰說他永垂史冊了？


    我姐姐理直氣壯地說：你們縣史辦的縣誌上清清楚楚地寫著哩！


    優撫科的人很痛快地迴答：那好哇！你去找縣史辦唄！幹嗎找我們？


    我姐姐被噎得半天說不出話來，轉身摔了優撫科的門，脾氣很大地走掉了。她不知道，她還沒走出民政局的大門，優撫科的人就開始議論她：哼！想要烈屬待遇，還不好好說話。她以為她會上京話醒了不起了！


    找了大半天，也沒找到二大爺忠骨的下落。我姐姐拖著沉重的疲勞的雙腿，心裏堵堵地難受。她有點想不通地問那個自始至終陪著她的宣傳組的人：你說，怎麼鬧了半天，他連個烈士也不箅，連個骨頭也找不著了呢？


    那人想了想，說：這裏邊的環節挺多，也挺複雜的，不是一個人一個部門能搞得明白處理得清的。


    我姐姐愣了會神，前不著村後不著店地銷出句：這年頭，黨外連個李鼎銘先生也沒有了。


    那人也愣了一下。他沒想到我姐姐會說出這等話來，就很特別地看了我姐姐一眼。


    那一眼，看得意味深長。


    我姐姐畢竟年輕，她還不知道察言觀色對一個人的重要，否則的話，她不會對那意味深長的一眼掉以輕心。


    找不到二大爺的墳墓，我姐姐又心血**地開始找我們祖母的墳墓。


    她站在一條寬闊的柏油馬路邊，出神地望著各種各樣從她身邊疾馳而過的車輛。速度很快的車子帶起的氣浪一次又一次地撲打著她，她全然不知。


    她出神地站在這條本縣通往省城乃至全國各地的柏油路上，怎麼也想象不出昔日荒墳遍地的景象。這是我們的祖母最後歸宿的地方，她被我們的大爺和我們的父親倉促地埋在這裏。現在，她的屍骨哪裏去了？她的靈魂哪裏去了？如果這個世界上真的有這些東西存在，我們祖母的靈魂豈不讓這些沒完沒了碾來碾去的汽車吵死煩死嗎？


    她抬起手腕，看著手表上的秒針，心裏默數著來來往往的車輛。一分鍾後，她在38這個數字上餅。


    這個數字令我的姐姐於明心悸。她似乎隱隱約約記得，祖母上吊的那一年恰好是38歲。


    冥冥中，似乎永遠38歲的祖母正揚著尚且年輕的手，輕輕地唿喚她：明兒，明兒，明兒……


    在家鄉冬季灰蒙蒙的天空下，我的姐姐於明潸然淚下。


    現在想來，導致我姐姐那麼不可思議地尋找大爺的熱情和信心的，很可能是1950年初我大爺寫給我父親的那封信。


    1949年10月下旬，我父親在金廈戰役中，被子彈將右大臂打了個貫通傷。當時因醫療條件的簡陋和醫護人員的魚目混珠，致使我父親的右臂被接錯了位。等打開了石膏我父親的傷臂見了天日後才發現，我父親的右手掌不能自由地向內翻動了。於是，內疚的醫護人員又為我父親做了些無濟於事的小的技術處理。這樣一拖拉，就將我父親治病養傷的過程搞得比較漫長。


    這段日子，是我父親從1941年11月參加革命以來，在一個地方呆得最長的一段時間。大氣候是全國已經解放，零敲碎打的小戰役再也用不著南征北戰的大行動了；小氣候是我父親養傷這一段日子，是清閑的，同時也是固定的。